3/08/2007

彭添松的記事

以上本文落筆至此,已是八十九年十一月下旬,乃趕赴美國加州參加長孫的滿週歲生日派對,不數日忽然感到不適而暈倒乃被送進醫院,經檢查確定為腦中風,左手腳不再靈活,幸好記憶、理解力、語言能力未受損,經一段時間復健治療逐漸康復,惟距離回到正常狀態仍遠。

真是天有不測風雲,人算不如天算,原先計劃本文末分別介紹早期農機人一節,已瀕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窘境;好在前文裏先後已提到不少孜孜不倦農機人工作情景的一斑。又如早期農機人吳維健前輩於數年前曾以「逍灑走一回」為提發表回憶錄小冊子分送給同道與親友們,相信未來還會有晚輩們陸續在不同場合留下回憶文吧!?(全文完)

(編按:彭添松先生現居美國加州落杉磯地區,身體已康復)

台北帝大的生活

前台大教授高阪知武作

彭添松譯

(譯者:本文為高板教授於1968~72 年兼任台北日僑學校校長時撰文在日僑協會會報上所發表的“台灣觀感”有關短文共二十篇中之一篇。本譯文同時刊登於台大校友會出版之「台北帝大的生活」(暫訂))

為研究農業機械,在九州大學農學部求學的時期,某日走出郊外散步,剛巧看到農民用馬耕田的情景。當時他已犁完田區的大部分,正在進行翻犁田區兩端枕地的階段。

明治初年,本地(北九州)人把本地傳統而原始的「持立犁」,加以大改良,而演變成為代表性深耕犁,當時我一方面敬佩當地的眾多發明家,更驚嘆農民們高超的馬耕技術,簡直可納入馬戲技術範疇了。為翻犁五、六坵塊田區的殘耕部份,以橫向一口氣同時處理,農民巧妙的操縱犁而不降低馬的前進速度之下,犁飛躍過田埂完成犁耕。設若過田埂時犁尖插入田埂,則犁轅難逃折斷的命運。克服這種險境,竟然田埂兩側僅留下不及十公分未耕而把犁飛躍田埂的農民,其技術的高超,尤其他面向我「如何?」很得意的表情,深深刻入我的心坎。看到一個受感動的大學生在旁觀察,那位農民得意洋洋,如情況需要甚至他可能把鄰人的田區也一併翻犁,以顯露他的本領的氣勢。

來台服務後,職務上接觸此地農民農耕的機會甚多。令人意外的是,無論我如何熱心的參觀,他們竟然毫無反應。此地的牛耕比馬耕速度約減半,自然看不到馬戲般的表演,不過試圖以「你的技術了不得」來誇獎他,他們回答幾乎千篇一律:「馬馬虎虎,不作沒飯吃」來回應。他們的回答確實不無道理,農民非馬戲團員,不必向他人表演他的本事。當時不得不佩服他們才像成熟的大人般的想法了。

二次大戰末期,當時政府在統制主義作祟下,把全島的犁統制為數種型式,施行犁的檢定審查。我被委任審查長,不過無任何檢定設備,只好自己一一試用,依感覺來判定了。某日,我上著官服、下著作業褲、打綁腿、穿膠鞋在田間檢定犁時,當地的犁匠不禁喊出:「他是內行人」。固然,當時從未有人目睹過穿官服的官吏牛耕的風景,所以喊出內行人可能是出於褒獎之意,不過似乎內行的意義依地方而有變大的差異。

專門職業上的關係,我多少練習過馬耕,也了解犁的操作理論,不過操作技術仍屬幼稚階段,我的技術在日本根本不入流。在台灣的牛耕速度較慢,台灣犁安定性很好,所以我勉強能操作而已。假如以我的技術就被視為內行,則可見此地犁耕技術的判定水準如何低了。如放寬觀察角度,此地的人對技術的感覺,比日本人似乎寬鬆許多。

我一直思考這種感覺是否與民族性或傳統有關連。

換個話題,昭和五年(1930)左右,藝妓對一般庶民而言,仍為很親近的存在。大家湊集一點會費,宴會時必然找幾個藝妓來斟酒助興。在台灣某次宴會,約十四、五歲的姑娘斟酒,酒落歡腸間常聽到她們斷斷續續地說:「與外行人不同,我們…..」,我以專家姿態出現也無給她們多大感觸。到此地有機會接觸藝妲以後,始覺察到此地與日本間有很大的不同。簡言之,此地藝妲令人毫無感受到專家權威。服飾上確實如其道上人,但總令人感到外行的意味。甚至連在日本彈三絃的藝匠程度不如。思慮至此,日本藝妓自年輕起受過嚴格舞蹈訓練而磨練成一流藝妓,其本身即為一種藝術。反觀此地,似乎藝妲們未受過嚴格的基本訓練,只是因緣際會,不知不覺走入藝妲之途,難怪外行味道太濃了。

在此地生活一段時間,逐漸感觸到國際化的氣息而回顧檢討時,發覺日本人為特別具有專家意識濃厚的民族。譬如進入珈琲廳或酒吧,就有其「道」理在,像我們外行人進去,不能隨便給付小費,如不明行情為面子給太多反而變成笑柄,可能有它的秘訣吧。如像談話技術,過於高調也會被笑話,過分客套又像俗夫。所以像我們這樣的鄉下佬,對這些場所只有敬而遠之,只好光顧大眾食堂了。但是,抵台服務後,終於認知到其實世界是很寬闊的。

當年,目前的延平北路東側街角有一家名叫台灣式的高級酒家。服務生全為台灣姑娘,均為美人胎。穿著高領旗袍的服飾姿態頗富於異國情調,美不勝收。我們進去後就有二、三位服務生出來招待,她們的服務態度非常得體,甚至其淑女般舉措與絢爛服飾有些不調和的感覺。至少,不會像到日本式酒吧時受到莫明的壓迫感。在台灣酒家不會感到誰是老道或是俗手,每人都很自在。小費也是按消費額正比例支付,非常務實且很數學的。不能以數字或經濟學來評斷的老道或俗手的意識,不知在日本那個時代背景下發展出來的,實在令人喘不過氣來。

說到二次大戰後的事情,許多日本人經營的商店主人被遣送返日本,其商店自然出讓給本省籍的助理或工頭。令人驚異的是突然失去店主的商店,換了一位原來助理或工頭的新主人,翌日就能順利接手,進貨出貨井然有序。事實上,當年的助理如今已長成大商店老闆者不乏其人,為何如此順利,一定有其原故吧。

我終於悟出結論來了。當年當助理的日本人是以進出貨為很得意的助理專家自居,而台灣助理則以學習將來做商店主人的商法見習生,雖然,非上等助理專家,倒是一旦有變故發生,就產生如大戰後的結果了。

熱衷於格物致知的日本人,有時甚至熱衷過頭以至背離原來格物目的的日本民族,自從明治以來成功地建設了新社會;此地人民的自主獨立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也建立了頗富潛力的社會。未來,可能這兩個民族的性格逐漸向中點靠攏吧。

今日台灣在亞洲已屬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,生活程度之提高,令人刮目相看。筆者撰此文衷心希望讓更多日本人知曉在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內,以一位無顯赫名位的日本教授之名,命名建築物及設置獎學金的事蹟。(譯者:本文為作者1995 年8 月以日文在日本「文藝春秋」雜誌上發表者。本譯文同時刊登於台大校友會出版之「台北帝大的生活」(暫訂))